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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经国为熊向晖筹办婚礼明媒正娶夫人谌筱华

发布日期:2019-09-13 23:5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47年1月初,我和谌筱华准备“旅行结婚”。她的母亲坚决反对,说那会被人看成私奔,必须明媒正娶,名人证婚。在南京,我认识的熟人不少,考虑到他们同胡宗南的关系,我选中蒋经国。他刚卸任东北外交特派员。我找他,他不但欣然应允,而且提出在励志社举行,所需费用由他付,他还让我把所邀宾客的姓名住址开给他的主任秘书陈元,由陈元代我印发请柬,安排场面。

  为使丈母娘满意,我按南京习俗,请四位熟人做“四大红媒”:陈元;中央信托局襄理吴承明;即将去美留学的陈忠经;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工作、正洽办留美手续的申健。他们约齐造访谌母,为我做媒定聘。

  “明媒”之后就“正娶”。陈元一个电话,励志社大厅布置得喜气洋洋。在司仪的导引下,200多来宾分列南北两厢,双方主婚人分列西端礼坛两侧,证婚人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,站在礼坛中央。女钢琴家洪达琴弹奏婚礼进行曲,我穿黑色燕尾服,由伴郎陈琳陪同,筱华穿白色披纱婚服,由伴娘程文江陪同,踏着琴韵,从东端徐步走向礼坛。蒋经国同新郎新娘握手,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印,致贺词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代表胡宗南致贺词。婚礼完成,喜宴开始,菜肴丰盛,但席上不供酒,不供茶,饮料只有白开水。倒不是蒋经国想省钱,而是励志社不敢违背“新生活运动”的规定。喜宴结束,我被灌了一肚皮白开水。

  我本拟1月底从上海坐“美国总统轮船公司”的班轮去旧金山。因船少客多,1、2月份船票早已售完,我订到三月上旬的舱位。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,计划游览两星期,再偕赴上海,她送我上船。离南京前,我向徐先嶙辞行,请他代候胡宗南。

  在杭州住大华饭店。3月1日近午,从灵隐寺返住处,大华饭店经理在门口等,他说,“请熊太太先回房间休息。”他领我到经理室,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我抱拳拱手,说:“兄弟贱姓王,在保密局管点事。特来奉看熊先生。”我说,“不敢当。”心里嘀咕:保密局是军统局的新名,戴笠摔死后,郑介民任局长,毛人凤任副局长,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?不待我问,他主动作了回答,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密电,命他速查我是否在杭州。他从旅馆登记表中知我住处,即复毛人凤。不久,又得毛人凤密电,命他妥善安排我于3月2日下午6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。他说,时间有富裕,他要略尽地主之谊,下午陪逛西湖,晚上在楼外楼宴请,明晨“请熊先生、熊太太”坐他的汽车沿(南)京杭(州)国道去南京,他派人随行照料。他说,京杭国道“呱呱叫”,他的汽车“呱呱叫”,几个小时就可到达。

  他说的像煞有介事,打了我一记闷棍,使我难辨真伪。我说,这个房间有电话,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。他说,这个电话不保密,要打,到他办公室打,如我信他不过,他给我看毛人凤的密电。我说,不必了,既然胡长官到南京,急于见我,赶早不赶晚,我和“内子”下午坐火车去上海,转乘夜车去南京,请他代买车票,代为通知徐处长派车接,其他就不打扰了。他说:“恭敬不如从命。兄弟没啥能耐,抓车票,打电话,小事一桩。”

  我在餐厅附近的湖滨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筱华。我说,国共和谈破裂,马歇尔已返美,可能把“那个小本子的照相”送给蒋介石。保密局盯上我,逃也逃不脱。我要她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,先给王石坚报警,我到南京马上给她写信,如五天后收不到我的信,我就凶多吉少,请她珍重。

  3月2日晨,到了下关车站,徐处长派人乘车来接,我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。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。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,一见我就哈哈大笑,说“来得好快”。他转向徐处长:“你说杭州杂,寻人难,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。我要你找毛人凤,他有办法,不会误事。还是我说对了吧?”他又问我:“新娘子呢?”我说,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。胡宗南说:“推迟三个月。要打延安了。打完这一仗,你再走。明天就回西安。你写信告诉新娘子,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,不提打延安。”至此,我的心才完全放下来。

  盛文说,前天(2月28日)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,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,把我带来。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。总裁说,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,已经获得确实情报,马歇尔、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。总裁当机立断,命令胡先生直捣的老巢延安,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。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。总裁训示,现在剿共,仍要“三分军事,七分政治”。胡先生马上想到你,把你请回来。

  胡宗南说,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,先准备好传单、布告、宣传品,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,提出施政纲领,“要比还革命”。我说,我先做考虑,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。胡宗南说,“不要找他们,他们只会骂娘,不懂革命。”

  胡宗南带我到盛文的住房,叫勤务兵给我端来早餐和茶水。他说,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,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。他递给我一个公文包,要我倒锁房门,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,画一份草图,中午交给他,供总裁参阅。临走时,他嘱咐我一定要把门锁好,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我依言办理。打开公文包,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,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,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。——不用说,我照抄不误。

  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,他要我着手抓“七分政治”,首先起草施政纲领。盛文说,“施政纲领”应有个帽子,他建议全称是“国军收复(或光复)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”。胡宗南说,不用“收复”、“光复”,那不是革命的字眼,要用“解放”,这才是革命的字眼。

  按照胡宗南“不要骂娘”、“要比还革命”的要求,我把“彻底实行”做为“施政纲领”的主旨。要点包括“实行政治民主,穷人当家作主”;“豁免田赋三年,实行耕者有其田”;“普及教育,村办小学,乡办中学,县办大学”等等。传单中包括“不吃民粮,不住民房,不拉民夫,不征民车”之类唱高调、做不到的口号。当然,宣传品里也得提“拥护中国”、“拥护蒋主席”(军事委员会已裁撤,不再称蒋委员长及委座)。胡宗南简单看一看,要我据此补充定稿,不需送他审阅,由我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,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。

  3月3日上午,我随胡宗南、盛文回到西安。当晚到王石坚家。我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。王说,这些情况非常重要,他即报延安。

  1947年6月我去南京,7月筱华送我到上海乘船去美。事先与王石坚商定,筱华在南京母家分娩后,即去西安掩护他。

  我先入美国密西根大学,旋得俄亥俄州WestemReserve大学奖学金,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。我在美国没有“特殊任务”,只是顺便为王石坚主办的《新秦日报》写“旅美通讯”。

  1947年10月初,《纽约时报》载称,当局在北平、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,抓了不少人。不久,筱华来信说,西安来人告诉她,王石坚被捕。后来得知,我们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、信笺全被搜走。筱华担心我的安全,我更担心她的安全。万没有想到,周恩来给我的“特殊任务”结束后,还会有这样的余波。

  1949年4月23日,南京解放。我取得硕士学位后,经唐明照介绍,在纽约一家华侨餐馆做了几个月的打杂工,这时己攒够了路费,可以回国了。但第一个目的地是香港。因在此以前,经过曲折的途径,得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,让陈忠经、申健和我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。他俩因故暂留美,我先走。

  4月底我从纽约坐长途汽车到旧金山,搭乘“威尔逊总统”客轮西行,航程需时两周。在甲板上看着海浪,回忆往事,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特别是王石坚被捕,我在西安的住处被搜查,而我和筱华竟都安然无事。个中原因,实在猜不透。

  香港许多旅馆派人在码头兜揽旅客,我选住九龙房金较廉的小旅馆,随即找到华商报社。接待我的是被称为小谭的青年,他说章汉夫已离开香港,问我有何事?我告以姓名、来由及所住旅馆,请他转告负责同志派人同我联系。

  等了一星期,没有回音,我剩下的钱已不多,卖掉英文打字机和半箱子书。又等了几天,小谭来,引我见负责同志——乔冠华。乔简单问我几句,说小谭为我代订船票,到天津后,有人持写着我姓名的牌子接。

  小谭为我买了“湖北号”轮的统舱票,我付给他票钱。到了天津,我东张西望,没有看到写我姓名的任何标志。乘客走光,码头只剩我一人,我遂单独去北平,下榻前门外一客栈,不知该找谁。在党的领导人中,我只认识周恩来、董必武,又不知如何找。闷了两天,从报上看到蒋南翔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讲话的消息,我大喜过望,立即找南翔。阔别多年,南翔热情相待。他谈到,1941年他从重庆到延安,周恩来指示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向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汇报,陈云认真听取,要他再向康生讲(我听王石坚说过.康生是书记处书记,是他的直接领导人)。我向南翔讲了在天津扑空的事。南翔问清我住的客栈,说他马上转告李克农。我问李克农是谁?南翔说,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长,做你这项工作的都由他管。

  第二天,一位不认识的英俊青年来找我,说他叫罗青长,接到香港电报,说我坐“湖南号”到天津,派人接,没接到。我说,坐的船是“湖北号”,错一个字,引起波折。罗让我随他走,我已付不出旅馆费,请他代付。这是我第一次用党的钱。

  罗青长说,进城后,查获敌伪大批档案,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。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,只说利用你们。

  罗青长引我见李部长。李部长很亲切,请我吃饭喝酒,使我感到党的温暖。我奉准去南京,看筱华和尚未见面的儿子,把他们接到北平。

  周副主席谈到,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,事先得到情报,中央作了准备。www.132232.com,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,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,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,毛主席没有同意,从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,群众条件好,回旋余地大,安全方面没有问题。毛主席还说,只要了解敌情,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周副主席说,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,他很重视,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,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,不用无线电传达,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,以便迷惑敌人。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,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,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,公开宣布毛主席、党中央还在陕北,以此拴住胡宗南,牵着他的鼻子走。

  周恩来说,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,你作了努力。罗青长说,还有陈忠经、申健,一共三个人。周恩来说,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,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可以说是“前三杰”,你们三人,可以说是“后三杰”,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。毛主席曾设想,如果发勋章,也要发给你们。

 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。他说,王石坚被捕,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,我倒不那么担心。这同1946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。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。一旦蒋介石看到,下令查办,不论中统、军统,都不敢马虎。王石坚的事,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,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。从戴笠起,沿下来的郑介民、毛人凤,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,他们唇齿相依。胡宗南一定会压住。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,那当然好。其实供不供,无关重要。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,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,东西被搜走,这都是明摆着的事。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,鬼才相信。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,不可漏掉一个。有了这些线索,他们肯放手?即使王石坚招供,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。他不是爱护谁,是为了他自己,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,还带你打延安,保荐去美国,这件事捅出来,蒋介石饶不了他,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。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,必然压着顶着,不敢声张,还会否认。对这样的事,我有点准头。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,你们都安全。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。

  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,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,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,总理却指着客人说,“都认识吧?”我一看,客人是张治中、邵力子、刘斐等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。张治中说:“这不是熊老弟么?你也起义了?”总理说,他不是起义,是归队。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。

  席间,总理说,今天我向大家“公开一个秘密”。总理指指我,说,他是1936年入党的员,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。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。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,他说,真想不到!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。总理说,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不达到军长,毛主席就先看到了。

  张治中说,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、政治上都远远不是的对手,今天才知道,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的对手。蒋介石的特务,如狼似虎,胡作非为,花天酒地,哪有熊老弟这样的人?总理说,我们是依靠政治,不搞下流手段,同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。

  总理说,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,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,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,不是要他搞情报。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合作抗日,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机关、部队里建立党组织。可是蒋介石硬是要,我们不能不自卫,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。

  总理向张治中说,文白先生最清楚,抗战胜利以后,毛主席去重庆,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合作和平建国,我们作了许多让步,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,要消灭共党共军,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,绝不能听之任之。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: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”。“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”。我们在军事上、政治上是这样,在情报上也是这样。蒋介石、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员,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,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,让他知道来龙去脉。还要劝他改弦易辙,是自取灭亡,反攻是痴心妄想,劝他不要反动到底。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。

  总理又指指我说,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,还有一层意思: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。你们都是熟人,先给你们打个招呼,免得误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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